内容提要:“双一流”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无论是大学自身加强“双一流”建设，还是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都应避免走入唯指标化和去改革化的误区。我国大学需要把制度创新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点，通过制度体系和制度能力建设来提高学术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将“双一流”建设融入到整个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中，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同时坚守本土化。

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是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高地，是引领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灯塔”。因此，美国国际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教授才这样描述世界一流大学：“谁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学，每个国家都觉得不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美国高等教育独占世界鳌头，重要原因在于拥有数量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尽管没有建设一流大学的官方口号，但是通过丰裕的项目经费以及高效的竞争机制实实在在地支持了一流大学建设。我国是最早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之一。与美国支持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不同，我国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是建立在重点论基础上的行政分配、精准支持模式。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传统政策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于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吹响了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冲锋号”。

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我们在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经验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特征，往往只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具体做法、往往只盯住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量化指标，而忽视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特征，低估了办学治学体制机制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成长和发展的制度性功能，以致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仍然是外延扩张式，高等教育改革步伐仍然十分缓慢。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要素流动国际化愈发深化的浪潮下，我国大学在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相当的依附性和被动性，以致我国大学的自主性愈发弱化，我国大学的中国特色愈发欠缺。如果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认识误区得不到匡正，如果我国大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势必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进程。

一、“双一流”建设的误区

国家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旨在打破以前重点大学建设工程中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局面，并且在文本中直接确立了包括以绩效为杠杆的四个原则。在理想主义逐渐式微、功利主义不断强化的高等教育界，大学很容易将绩效理解为指标的提升，唯指标化就极易成为“双一流”建设的误区。而当大学紧紧围绕指标的提升来办学的时候，也很容易奉行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哲学，从而无心专注改革，去改革化也会成为“双一流”建设的另一个误区。

1.唯指标化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在多部著作中强调了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在过去百多年的落后，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军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1] 但如今的中国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无论是政府的国家治理，还是作为学术重镇的大学管理，早已深陷“GDP崇拜”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数目字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即便在西方前辈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事实上，在“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之前，大学管理中的数字崇拜就已经泛滥成灾了。ESI学科数、SCI论文数、国际国内专利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总量、国家三大奖获奖数、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当选人数等指标构成了大学在五年计划回顾与展望时的全部内容，各个大学也将其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放在大学主页最显眼的位置。那些不宜也不易量化的工作，比如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就着笔甚少。即便是人才培养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有些大学也仅仅是用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数量来进行总结或者进行目标定位，学生的就读经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更为根本地刻画人才培养质量或结果的要素却得不到体现。[2]其实，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以及毕业生的质量几乎受到大学所有办学要素的影响，是根本无法凭借几个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来进行全面衡量和评估的。

“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出了“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但以绩效为杠杆的基本原则远比其它三个原则更为牵动大学的神经。因为在大学看来，唯有这个原则才是看得见摸得着，决定着未来获得国家投入的力度。由于国家至今没有明确方案中的绩效到底包括哪些维度，使用什么方式来表征，所以很多旨在获得“双一流”建设支持的大学认为以绩效为杠杆就是通过构建量化指标来对学校和学科建设绩效进行测量，并且将测量的结果和下一轮的投资结合起来。某大学校长在“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前夕就公开指出国家将来会按照几个要素法综合考虑大学的分配绩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学校进入ESI前1%的学科数。[3]借助量化指标可以对学校和学科建设效果进行精确的区分，但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存在固有的悖论，也就是激励不相容，即当一项绩效考核对被考核者的奖励过大的时候，那么它扭曲被考核者的激励结构和诱发博弈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可能的博弈行为包括采取不适当的手段对数据进行粉饰，比如通过购买学术声誉提高论文产量，通过物质奖励鼓励他引提高论文被引频次；也包括利用国家投入不计成本地恶性挖人；还包括对于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等不易量化领域的不重视以及低成本投入。

但是，作为一个松散联合的多任务组织，大学在其目标界定上并不清晰。虽然大学内部可能形成一个共识或是共同追求的愿景、目标，但其教育结果的衡量往往是模糊的，或者说要准确衡量这些教育结果的成本十分高昂。“有时度量一种商品的某一个价值维度的费用会非常之高而使度量费用超过收益。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交易的商品是一种综合商品，那么它的这一维度的价格可能为零。”[4]在目前急功近利的认识框架下，人才培养在大学里就如同某种商品的那一个无法衡量的价值维度，该维度的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视。通过考察大学功能演变史，不管是博洛尼亚传统，洪堡理念还是威斯康星精神，尽管大学的功能在逐渐扩展，但人才培养的功能一直置于大学功能之首位。大学与科研院所的分水岭就在于人才培养。因此，人才培养是大学存在之合法性基础的首要来源。如果我们对作为杠杆的绩效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我们在评估和管理大学过程中唯指标化，辜负大学的核心使命，那么我们诸多大学必将在“双一流”建设的名义下失去合法性基础，走入歧途，并且与“双一流”渐行渐远。

2.去改革化

纵观中国3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基本上遵循的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路径。没有各领域的改革，就不会有“中国奇迹”发生，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强劲动力。安徽小岗村实施包产到户，在人力资本存量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对收入分配方式进行了改革，内化了农民个体行为的社会收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遂得以提高，粮产大幅增加。这个在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经典案例足以说明改革在建设和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将“以改革为动力”作为重要原则，提出深化高校综合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但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从来都是被众多口号包裹着，这些口号形成了象征性的符号，高呼口号则成了符号性的行为。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和符号性的行为不仅没有提高大学的组织效率，反而因为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合法性导致真正的改革被耽搁了。“个体和组织通常都是伪善的，引述神圣的神话但却不相信它，同时也违背其含义”。[5]即便是在2015年，即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元年，诸多大学制定的综合改革方案里面，也是充斥着大量的建设内容。这说明我国大学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仍然看重的是一种线性的增量，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革对于大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导致改革动力明显不足。

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下，一个团队有五个人，每个人每天的生产单位为1，那么五个人的生产单位为5，即便再引进五个人才加入到这个团队，该团队的生产单位也仅仅为10，但如果该团队改革过去的生产关系，建立一种更具激励的收入分配体系，那么拥有五个人的这个团队，其生产单位可能就会达到10，倘若再引进五个人才加入到生产关系变革后的这个团队，其生产单位可能就达到20。或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五个引进人才可能比团队既有成员的生产力要高，但是如果激励结构不发生变化的话，既有不合理的激励结构就会抑制引进人才的生产力，从而造成大学学术生产力边际递减。诸多“海归”在国外学术界风生水起，可引进到国内后却成果寥寥的事例说明国内大学各种学术制度不仅没有为“海归”发挥“鲶鱼效应”创造空间，反而将“海归”严重同化了。所以，不进行存量改革的增量扩充，可能会达到1+“1”=3的状态（假设引进人才的生产力是既有人才的2倍），或许也仅仅能达到1+“1”=2的状态（引进人才的生产力因为受到既有激励机构的制约反而降到与既有人才一致的水平）。但是如果在存量改革基础之上进行增量扩充，就有可能达到1+“1”=4的状态（引进人才通过带动示范作用激发既有人才生产力，所有人才的生产力都达到2个单位，从而实现学术生产力边际递增）。

所以，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厘清改革与建设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改革本身不是建设，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建设也不是改革，但建设的目标需要改革来促成。大学改革的对象是大学里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尤其包括学术生产的激励结构。大学建设的内容是大学人才培养、学科与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国际合作等方面，建设的目标是为了提高这些方面的质量和水平。而为了实现建设的目标，需要改革提供重要动力和保障。仅仅通过简单的线性增量扩充，而不对制约学术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大学自身而言，“双一流”的目标都是难以达到的。

二、“双一流”建设的基点

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更多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而当前主流的大学排行榜以及学科排名也主要出自西方国家。不管这些排名含有怎样的偏见或者存在怎样的缺陷，但对于大学声誉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很多大学，甚至是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对排名的标准以及数据的获取表示质疑，但是他们在自己表现抢眼的排行榜面前还是心欢意惬的。而对于我国绝大多数大学来说，面对自身表现欠佳的排行榜，自然充满焦虑和渴望。由于排名更多地是根据可量化的数据，因此，我国大学在分析和对标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更多地关注了他们的表现特征，比如他们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多少ESI学科，发表了多少篇Nature, Science, Cell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论文，生师比是多少等等。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可量化的豪华指标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吗？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 North）曾在与托马斯（Robert P. Thomas)合著的经典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有力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呢？他们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6]换言之，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是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美国生产力发达不是美国繁荣的原因而仅仅是结果，美国繁荣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有一系列保护产权的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讲，那些可量化的豪华指标仅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一种伴随产出，其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原因是拥有一套合乎学术发展逻辑的现代大学制度。因此，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应该从根源着眼，关注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特征，并加强我国大学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能力建设，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诸多大学在综合改革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也将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大学治理的两个维度。大学治理体系在本体上就是大学制度体系，包含了大学治理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体制、机制所构成的制度系统。

制度是什么？诺思认为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7]制度旨在帮助行为主体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让其能够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联系，在内化行为主体行为后果的基础上发挥激励与约束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 对于大学而言，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目前没有豪华的师资阵容和教学科研平台，也可刺激教师追求卓越；即便有再先进的仪器设备，引进再多的高端人才，若处在一个低效的制度环境里，也不可能达致卓越。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大学生命学院分别在钱颖一院长和饶毅院长的带领下，参考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模式和制度体系，基本建成了一套先进的、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学院制度体系，造就了清华大学经管学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的跨越式发展。饶毅院长甫一上台，关于学院机制体制、改变院内学术风气的政策迅速铺开：教授预聘制，新晋科研人员的起步职称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内两次通过国际同行评审才能晋升；实验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 (实验室负责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动接管，而要全球海选等等。饶毅教授卸任院长的理由也很特别，“卸任院长职务，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体制机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9]由此可见，在这位海归翘楚眼里，没有什么比制度建设更能促进组织的发展了。

“双一流”建设方案中也在多处提到了把各种制度建设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突破口。制度建设，不仅包括废除不适应“双一流”建设需求的各种落后制度，也包括建立引领“双一流”建设的各种制度。而这一废一立，改变的是利益分配格局，必将触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的维护和传统观念的保守是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两个障碍。因此，面对我国大学长久以来积习的观念和制度沉珂，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需要一些有改革勇气和气魄的大学领导来推动制度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制度，比如，校长职业化制度、职员专业化制度、终身教职制度（也即目前我国部分大学实行的准长聘制度）、同行评审制度等等都被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合乎大学发展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制度，我们借鉴这些制度能让我国大学在制度探索上少走弯路。当然，我国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我国大学整体上还处于跟跑的状态，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每一所大学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我国大学在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同时要有改革的智慧对其加以本土化改造，不致于使其与发展客观条件和制度环境冲突太大。

我国一些高水平大学事实上也关注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特征，并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很多大学在执行这些制度的过程中走样了，制度选择性执行现象大量存在。制度选择性执行关系到大学治理的另一个维度——大学治理能力。我国政治学专家俞可平将国家治理能力概称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执行能力”。[10]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大学治理能力理解为一种大学制度能力，是大学治理活动中所具有的制度管理和实施等各方面能力的整体表现。我国大学制度能力整体表现欠佳和我国大学所镶嵌其中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社会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多地考虑血缘、宗族、地域等关系性因素，呈现为一种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的特征。[11]于是，大学里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关系文化。关系文化背离了契约精神,打破了行为主体的稳定预期，分配性努力将成为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策略行为，而生产性努力受到抑制，当从事分配性努力的个体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大学的学术生产力下降就成为必然的事实。

大学制度体系和制度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承的有机整体：两者共同作用于大学办学活动，服务于大学办学目标。其中，制度体系是制度能力的依据和基础。制度、体制等创设的合理性、科学性，程序、机制等设计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对后者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而制度能力则是前者得以落实、保障的条件。[12]

所以，我国大学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除了要保证制定出来的制度体系的确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相匹配，也就是说所制定出来的制度体系是好的，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以确保所制定出来的好制度能够被非人格化执行，从而切实形成一种决策科学、执行高效、监督有力的大学运行样态以及良好的制度管理和实施状态，最大程度地释放制度活力和红利，提高大学学术全要素生产率。

三、“双一流”建设的本土化

钱理群先生认为，20世纪以降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在激变中不断寻找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最开始学习日本、德国，到建国后全盘照搬苏联，到改革开放后学习美国以及博采众家之长，也无不是旨在通过学习模仿来发展并澄明自身主体性的。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全球化趋势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我国很多大学，尤其是国内高水平大学都将国际化作为学校的重要发展战略。“双一流”建设方案中也将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重要的改革任务。

我国大学目前的国际化更多地体现了输入的特征，即通过引入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包括人才资源、课程资源以及制度资源等来促进我国大学的发展。当然，这种路径不可避免，毕竟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起步晚，需要用几十年时间走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但是我国大学在引进资源和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严重的依附性，强烈依附于整个西方学术秩序和系统，以致于“中国大学”变成了“在中国的大学”。比如，很多学者和大学从业者一谈到大学治理结构就无限推崇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希望大学治理去政治化。事实上，“如果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种制度，是国家治理架构的一部分，我们也就不会再去质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不可被其他政治势力所挑战”，[13]也因此明白中国大学坚持党的领导的正当性。再比如，SCI、SSCI论文成为大学绩效考核相当重要的尺度，大学教师都将发表更多SCI、SSCI论文作为进入国际学术界的标志和职业晋升的筹码。但是，SCI、SSCI仅仅是西方的一种学术检索系统，SCI、SSCI论文只是西方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我们却将之作为目标来追求。陈平原先生曾尖锐地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14]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已大幅提升，尤其是国内已有若干所顶尖大学开始与世界一流大学并跑之后，如果我们还一味紧跟西方标准，我们将永远亦步亦趋，难以超越，甚至会丢失自身主体性。我们在一流大学建设的新阶段，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化战略，在保持输入特征的同时要开始强调输出的特征，在强调国际视野的同时坚守本土情怀。这首先需要我国大学抛弃“技不如人”的历史包袱，树立道路自信。我们很多大学都是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的，深入参与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这是“长”在祖国大地上的大学最为迷人之处。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15] 因此，我国大学的使命确立应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需求，只有当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趋势高度相关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大学。其次，我国大学要树立“本土国际化”的理念。本土国际化是近年来提出的国际化发展理念，其核心思想在于，把借鉴外国先进理念和实践与本国实际和民族特性结合起来，产生出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并实现对原有理论和实践的超越，为本国发展服务。[16]本土国际化的发展理念能同时避免我国大学在整个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中过度的依附性和内卷化[17]。最后，我国大学群体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我们大学自己的故事，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以及优势以世界通用的话语形式进行表达，以引起世界的关注、理解和认同，在遵守目前国际标准的前提下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并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自己的标准和话语体系，最终通过中国标准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来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中国标准最后可能不是世界标准，但西方标准也不能成为世界标准从而淹没了中国标准，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指出的，“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18]

尽管本土化的道路会崎岖漫长，但这是完成“双一流”建设任务，实现由“办在中国的大学”向“长在中国的大学”转向，并最终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不可回避的议题。2015年，中科院物理所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分别对外宣称，独自发现了困扰物理学家近一个世纪的“幽灵粒子”——外尔费米子。对于这一物理学界的重大研究成果，国际顶级科技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的论文，却拒绝了来自中科院的投稿。[19]这说明，在建立在西方话语基础之上的学术秩序下，我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成果方面处于一种不利地位。但是，遥想当年，居里夫人在国外发现镭的时候，她一定要将文章写成波兰文，将这一重大研究发现的首发权献给自己的祖国。[20]屠呦呦先生获诺奖的关键性文献也并不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中文关键性文献的外译和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宣读让诺奖委员会关注到了她。两位诺奖得主的事例也告诉我们要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路径，那就是鼓励国内最好的研究成果首先要用本国语言文字表达，然后通过外译的方式进入国际学术平台。这样既能避免中国学者在追求西方期刊发表论文过程中因语言壁垒造成的发表歧视，也能让我国的成果尽早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只要中国期刊发表的论文把握了国际学术前沿，国际学术成果发表的中心就转移到了中国，这相当于构建了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标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基于我国自身的学术风格和特征建立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和文献索引数据库，打破目前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逐渐提高我国的学术国际话语权。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不再需要通过外译的方式来扩大本土论文的影响力，曾经依附于人的中国大学亦将是国际学术秩序的参与者和重构者。届时，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将会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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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罗向阳||《现代教育管理》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