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文科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关于新文科的观念误区仍然存在。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文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凸显了传统文科人才培养“疏离现实”、传统文科学术研究“依附西方”、传统文科学科建设“画地为牢”问题的严重性。新文科建设要优化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文科学术研究自主性、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

关键词：新文科；传统文科；人工智能；自主性；学科交叉融合

当前，似乎很难再找出一个词汇或概念能像“新文科”一样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同时受到如此关注。从2018年正式出现在国家政策文本开始，新文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比如“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对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作了统一部署，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实施了1011个国家层面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成立了《新文科教育研究》《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专业性期刊。尤其是近两年关于新文科的公开发表论文数量井喷式增加，在中国知网（CNKI）以“新文科”为“篇关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2月22日），结果显示自2018年以来共有6646篇文献，无论从研究文献总数来看，还是从2018年全年8篇到2023年全年2370篇文献的增幅来看，都表明新文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在如火如荼地深入推进。

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新文科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需要对这几年新文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路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对新文科这种热现象的冷思考来厘清相关误区，并对新文科未来建设路径提供参考。

一、新文科的观念误区

虽然说新文科方面的研究文献呈井喷态势，但并不表示这些文献都有效回应了现实关切，或者说解决了认识分歧形成了相关共识。从如此众多的新文科研究文献来看，真正讨论新文科概念、内涵和路径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所占比例并不高，反而呈现了一种似乎不太好的现象：“新文科就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大量研究论文的题目都加上了“新文科背景下”“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文科视域下”等前缀，但研究的内容与新文科的本体讨论关联不大，更多地在探索文科领域某一具体学科、专业、课程（群）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较少触及新文科研究的理论增益。正因如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对于新文科至关重要的两个观念，这种观念的澄明对于新文科建设的未来实践走向以及能否实现其承担的历史使命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新文科概念是本土的，还是移植的？

诸多文献对新文科的概念进行了溯源，绝大多数文献认为新文科这一概念来源于美国，并率先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樊丽明认为:“2017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概念，他们所阐释的新文科主要是专业重组，不同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樊丽明：《对“新文科”之“新”的几点理解》，《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0期。]百度百科也是类似的表述。但也有文献[ 赵奎英：《试谈“新文科”的五大理念》，《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傅才武、明琰：《重构“新文科”：数字技术语境下两种文化的对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指出新文科概念肇始于1980年美国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倡议(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新文科项目报告》中指出：“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旨在鼓励在大学课程中把定量推理和技术放在中心位置。它认识到，现代素质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熟悉他们所生活的技术世界，并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定量方法、数学和计算机模型以及技术思维模型的应用有经验和适应能力。”[ Samuel Goldberg：《The Sloan Foundation’s New Liberal Arts program》， 《Change: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1986年第2期。]黄启兵、田晓明指出“新文科”一词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曾出现过，尤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种报纸杂志屡屡出现“新文科”字样。新文科就是要纠正旧文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的弊端，改变旧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精减课程内容，实施开门办学等。[ 黄启兵、田晓明：《“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当前我们讨论的新文科，是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之前的半个月发的文件里正式提出来的，文件中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文科建设宣言》中对新文科的使命作了非常精炼的论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以文化人、以文培元，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做强文科教育推动高教强国建设，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在山东大学召开[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从《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时代使命的阐述来看，我国新文科建设远远不止专业的重组改造以及推动学生的跨学科学习，更不是由于“文科式微，学生不再报名、选课，文科教师因此产生危机感，为了减缓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 吴岩：《“守城”到“攻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才开始创建新文科，而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为了创造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以及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融合发展提出来的重要概念。

因此，我国在新时代提出的“新文科”与美国西拉姆学院所提的“新文科”和美国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在内涵和使命上存在很大的不同，绝不是对后者的模仿和移植，而是一个完全本土化的概念，当然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提的“新文科”毫无关系，因此是一个立足新时代特点、呼应新时代要求的本土化创造。

（二）新文科是育人理念，还是学科理念？

新文科这一概念被提出来后，鲜有文献从“种差+临近的属概念”这种规范的角度来讨论其定义，更多是在与传统文科比较的场景下来讨论新文科的内涵，这种研究现状反映了学术界对新文科的研究还不够精细深入，同时也反映了要想给新文科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确非易事。正是因为新文科至今缺乏一个共识性定义，并且不同的政策文本和学术文献往往都是强调或探讨新文科建设的某方面的内容，导致常常会有“新文科到底是育人理念还是学科理念”或者“新文科是人才培养范畴还是学科建设范畴”的争论或疑惑。吴文新、张芮昕认为新文科首在学科之“新”，故必须以其学科融合化建设为先导，新文科首先是学科问题而不是课程问题。[ 吴文新，张芮昕：《新文科之“新”与“重”的系统多维阐释》，《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2期。]苏娜则认为，新文科建设的本质仍然属于学科建设范畴，具有学科建设的特性，需要遵循学科建设的内涵与规律。[ 苏娜：《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识别与路径选择》，《江苏高教》2022年第11期。]王华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追问新文科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时，我们所说的‘新文科’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新文科教育呢？还是新文科研究？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但是，当前的讨论并未做出这种区分。但是，当我们讨论理论内涵时，新文科研究并非直接主题”。[ 王华平：《新文科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其言下之意，新文科当属新文科教育。曲卫国、陈流芳也认为新文科主要涉及的是教育教学改革。[ 曲卫国、陈流芳：《“新文科”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教学改革》，《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1期。]为了更好厘清这种观念上的纷争或误区，我们需要以系统思维来看待相关的政策文本和高层话语。

2019年4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工信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明确了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必须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指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是“四新”建设的总抓手，“四新”建设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总目标，通过计划2.0的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引导高校全面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专业综合改革，激发学生兴趣和潜能，让学生忙起来、让教学活起来、让管理严起来，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举行“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有关情况发布会[EB/OL].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jyb/Document/1653544/1653544.htm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不是单一的改革项目，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这确实在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对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作部署。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虽然也提到了学科交叉融合，但落脚点仍然是通过推进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建设，来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新文科仅仅是一种育人理念，或者说仅仅限于人才培养领域，因为特定的政策文本和高层话语有特定的政策指向。学科、专业、课程是紧密联系的，专业和课程属于人才培养范畴，但没有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领域专业和课程的内容就会停滞不前。某学科领域的专业和课程建设滞后，人才培养质量就无从保障，学科发展就会失去重要人才支撑。对于高校而言，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其中。”学科评估实践中也都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十分重要的考核指标。从这种意义上讲，高校新文科，既是育人理念，也是学科理念。别敦荣认为新文科建设主要包含促进文科的学科发展和探索文科教育教学改革新模式、新路径两层意思，但从根本上讲，新文科建设的落脚点在于教育教学改革，新文科学科发展的目的在于为文科教育教学提供新知识，为高校人才培养开辟新空间、新境界。[ 别敦荣：《人文教育、文科教育、“新文科”建设概念辨析与价值透视》，《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这也是《新文科建设宣言》把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推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作为新文科建设重要任务的重要原因。正如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所言，“新文科建设既承载着培养世界水平、中国特色文科人才的根本任务，也担负着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编辑部：《引领高等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两周年》，《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4期。 ]

二、传统文科建设面临的问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蓬勃发展，改变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身处百年未来之大变局，任何事情都摆脱不了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和颠覆性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是热情拥抱这种变化并顺势而为还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决定了事情发展的方向。传统文科表现出了明显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特征，使其自身面临诸多问题。探讨传统文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更好洞察新文科建设的发力点，为新文科建设路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和借鉴。

（一）传统文科人才培养“疏离现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和教育理念等方面全盘学习苏联，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深深埋下了专业教育的种子，尽管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学习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但传统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惯性甚大，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持续至今。不仅理工科人才培养是这样，文科人才培养也是如此。传统文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注重专业培养和专业导向，关注知识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人才培养目标是从知识发展逻辑和当前社会用人需求推演出来，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文科人才需求考虑不足，尤其是对人工智能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影响和职业更替速度估计不足，导致文科人才培养定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较低，以当前社会职业需求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面临的风险就是学生毕业时该类职业有可能不存在了，这在科技革命加速社会转型时期绝不是小概率事件。

专业虽然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但其核心是一组课程，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专业的广度和深度。时下，很多高校实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目的是为了拓宽专业口径，但事实上很少有高校从大类培养的角度进行课程设计，各专业仍然是按照所属院系实际情况开设课程，课程缺乏实质性的跨学科视野和学理融合。事实上在选课日益自由的当今高校，这种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没有发挥太多实质性的作用。传统文科课程缺少直接面向复杂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的切面，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文科教育专业化和课程标准化的路径依赖并契合智能时代发展潮流。

传统文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无论是文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还是作为理工农医专业的育人文科课程体系，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性特质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社会中的本质规定性，在培养学生对技治时代的批判和反省意识方面明显不足，在培养学生对人类在智能化生存空间中的生存尊严和人文关怀意识也同样匮乏，而技治时代和智能化生存空间是我们人类迟早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二）传统文科学术研究“依附西方”

文科学术研究与非文科学术研究因为学科属性不同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当高校已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加油站”时，传统文科的学术研究大多仍然是象牙塔式的研究，文科学者更多强调个体学术兴趣，固守自己领域的“一亩三分地”深耕细作，不太擅长于从社会重大关切中凝练研究方向，既不围绕时代巨变呼应社会重大关切，也缺乏与文科内外学科间的交流对话，更缺乏开展跨学科、超学科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随着我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在减贫、抗疫等方面体现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举国体制优势，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对我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当代文科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重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84页。]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也处于全面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这为文科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但是，我们既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可观条件的强烈意愿，也缺乏充分利用这种可观条件的学术能力。其实，中国很早就形成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一个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许多论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徐勇：《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文史哲》2019年第1期。]，影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的话语权。西方在近代文明的发展和构建过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基于西方近代化发展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由于近代文明由西方主导，有人甚至把近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这种认知框架使得西方知识体系不仅具有了普世性，同时也被赋予了价值观，也严重影响和主导了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认知。[ 郑永年，杨丽君：《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文史哲》2019年第1期。]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过度美国化，并且把西方的学术标准通过学术评审体系等高度制度化了。[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重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85-186页。]正如樊丽明所言，“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文科中不少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来自西方，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对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依赖性很强”。[ 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5期。]缺乏自主设置研究议题的意识和能力，要么简单移植西方的学术概念，用以概括与西方迥异的社会现实和观念，对我国社会发展缺乏解释力；要么“把西方的理论拿到中国,找一点数据,模仿地做一做”[ 姚洋：《中国经济学要具备设定议题的能力》，《政治经济学报》2019年第1期。]，用我国的经验材料来验证西方提出的一些社会科学理论，“还有一些研究纯粹去取悦西方”[ 姚洋：《中国经济学要具备设定议题的能力》，《政治经济学报》2019年第1期。],尽管在国际文科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增加了，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文科研究成果，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文科理论成果，以及引领国际文科学术潮流、树立国际文科学术标准的原创性文科研究成果仍显匮乏。

传统文科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思辨和质性研究，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科学者熟悉和掌握统计分析方法和实证研究技能，量化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但是还未充分把握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给文科研究带来的重大机遇，相关的数字技术并未充分运用到文科学术研究全过程，影响了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　

（三)传统文科学科建设“画地为牢”

知识本身是一个统一体，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认识结果的长期积累，知识越来越多。尽管人类整体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个体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个体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也是渺小的，为了让“有限理性”的个体在知识学习上更有效率，就需要将知识分类，便于个体集中精力深入习得一定范围的知识并加以应用。正如张楚廷所言，“无论什么事物，一旦它所包含的要素数量众多，人们就想分类，以便清醒地了解这个事物及其众多的要素。知识越来越多了，于是也要对知识进行分类。”[ 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学科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被分类的产物。学科本身只是知识分类的结果，表现为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因此，学科是一种社会建构。

因为学科范式包括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组织结构、文化信念等方面的规训宰制，学科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精细，不仅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成了问题，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也出现了学派林立、彼此间龃龉频仍的现象。正如别敦荣所言，“文科不仅与理、工、农、医等学科甚少交流，而且文科内部各专业之间画地为牢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便是文、史、哲等交叉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之间，也是沟壑深深，‘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学科不是谋划如何更好地融合发展，而总是想着怎么自立门户，单独成院。”[ 别敦荣：《人文教育、文科教育、“新文科”建设概念辨析与价值透视》，《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变革对知识创新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进而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成为了学科建设领域的主流话语。随着高新科技渗透到各学科领域，部分学科专业边界也确实在拓展，学科的时代适应性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文科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相互融合进而发展新的文科学术范式的程度。[ 别敦荣：《人文教育、文科教育、“新文科”建设概念辨析与价值透视》，《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

尤其是在我国，学科建制具有资源分配效应，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固守学科领地、防止外界侵入的思维更为严重。学术组织在资源配置上往往倾向于传统优势学科，而跨学科研究往往因为缺乏稳定的经费支持和研究平台而难以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科交叉融合的发展。与此同时，绩效主义的盛行也影响着文科评价体系，过于注重量化成果，导致学术研究上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了长期积累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这种评价导向也不利于文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如此这般的资源分配机制和评价体系导致文科学科的疆域难以有效地大幅拓展。

尽管交叉融合对于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很多高校为了改变传统文科学科建设现状，也推动了文科学科建设改革，建立相应的交叉学科。但是学科交叉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只要社会和科技在发展，学科交叉就永无止境，有了学科交叉就建交叉学科，容易增加组织成本。另外，交叉学科毕竟也是学科，总有自己的边界，也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如果没有健全的学科交叉机制，支持文科内外具体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仅凭建立交叉学科并不能解决学科建设“画地为牢”的局面，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地”“牢”比以前稍微大了一些。

三、新文科的建设路径

正如《新文科建设宣言》所强调的，“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高校新文科建设不能沉湎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范畴的讨论，在实践中既不仅仅是直面学生课程和教学的教务部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学科建设、学位管理和科研管理部门的事情，如果仅仅从文科自身的学科修补去反思，或者仅仅从人才培养的路径模式去改革，都是不够的，应该从未来智能社会的人才需求和高校功能发挥的角度，去关注新文科的长远发展。新文科要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必须真正面对和走进新科技的疆域深处，培养具有未来素养的新文科人才，自主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研究并推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

（一）优化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定位是高校优化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最重要的变量当属智能时代对未来人才的需求，需要我们通过情景规划的方法看清楚未来文科人才在智能时代的真实处境。情景规划是一种全面思考未来可能性的方式，强调对未来长期的想象，通过想象从未想象过的情景，从而构建未来可能的情景，并基于此情景进行决策。[ 陈国权、向姝婷：《基于时间维度的组织学习理论——组织从未来可能的情境中学习的模型》，《技术经济》2016年第11期。]未来文科人才面临着一个重塑的就业市场，未来的就业市场充满了目前尚未出现的职业和工作岗位，因此，新文科人才培养要改变以往以专业为导向的培养模式，要把培养为“尚未出现的适合文科人才工作”做好准备的新型人才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定位，这种目标的非特定性就要求高校要重点培养文科学生面对新的出乎意料的环境条件时调整认知处理策略的能力，即认知可塑性。[ 王华平：《新文科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

与此同时，高校要结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给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空间、人类心理状态和人机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开设一些跨学科课程，丰富学生跨学科综合性学习和探索的经历，提高他们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挑战的自信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相关跨学科实质性融合课程的学习和社会综合性问题的讨论，让学生理解科技与人文互动的正面意义以及科技发展的必要限度，对“算法控制”和”技术治理“的技治时代保留必要的批判意识和能力，让人的主体性和尊严在智能化生存空间中得到彰显和维护。当然，高校还要借助信息技术优势完善泛在的文科教育环境，通过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等手段进一步改进文科课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方式和教学过程实时检测反馈路径，促进文科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

（二）提升文科学术研究自主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要加强文科的原创性、主体性发展，必须要提升文科学术研究自主性。我国高校文科学术研究要摆脱用内生于西方实践的学术概念分析中国问题以及用中国的材料去验证西方理论等依附于西方学术体系的惯习，自主确定学术命题、自主确定学术评价标准。一方面要结合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新问题、新趋势和新机遇，扎入中国社会变革的火热实践，聚焦中国社会重大关切，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引领中国发展、反映全球趋势的文科研究主题。另一方面在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同时，要坚持把重要学术成果在祖国的期刊上发表，在构建文科学术评价体系时，看学术论文本身的原创性、知识价值和社会贡献，而不是过度看重国际发表记录和SSCI论文数量。唯有如此，我国新文科学术研究方能避免为了在西方主流文科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自我阉割研究主题和内容，从而构建起中国文科自主知识体系。

为了提升文科学术研究自主性，还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以增加学术研究自信。我国的文科研究从整体上看落后于西方，但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应用规模优势，这为我国在文科学术研究方面弯道超车提供了重要机遇。AI系统可以使我们能够研究那些以其他方式无法可视化或探测的过程和对象，并通过从数据中构建模型并结合模拟和可扩展计算，来系统地激发创意。[ Hanchen Wang, et al.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ature》2023年第7972期。]新文科学术研究要开启“以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AI4S）”新范式，即开展以虚实交互、平行驱动的 AI 技术为核心，以智联网和区块链构建基础，以融入人的价值和知识为手段，以人机共融为特征的科学研究[ 王飞跃、缪青海：《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新范式：从AI4S到智能科学》，《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4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辅助和支撑实时洞察社会热点事件，客观感知人类心理和行为变化，解读人类行为特点和社会发展现象，预测社会长期发展趋势等，不断提高文科研究水平。

（三）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从根本上讲，“新文科”建设不单纯是文科学科发展政策，而是一所高校文科发展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重构的战略选择，是以培养和造就时代新人为目的的学科发展与教育教学改革相统一的行动。[ 别敦荣：《人文教育、文科教育、“新文科”建设概念辨析与价值透视》，《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新文科建设要取得实效，要有学科意义上的文科创新发展，就是面向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先进理念方法、带来的一些社会新问题新趋势，通过文科内部的交叉、文理、文工、文医等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交叉融合，不断生产新知识，这既是培育新专业、开发新课程、提高文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也是进一步提高文科学术研究自主性和原创性能力的基础。因此，高校新文科建设要通过优化管理运行机制、资源配置方式和人才考核评价体系，激励资源跨学科整合，平台跨学科共建，教师跨学科合作，学生跨学科培养。

在加强新文科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学科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解，学科建制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会在学科走向成熟之际愈发束缚学科的发展。当今出现的任何社会问题和挑战，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不是任何单一学科或少数几个学科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建设几个交叉学科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只有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才能围绕复杂问题把不同学科、不同学科的人聚在一起。正如王学典所言，“未来新文科建设的重心就是弱化学科，突出问题，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王学典：《新文科与新时代》，《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期。]所以，新文科学科交叉机制的优化完善远比新文科交叉学科的建设更为重要。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讲，新文科需要长足发展，还需要丰富和完善学术组织方式和传播交流平台，包括根据新文科发展实际进展，结合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重点关切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凝练选题指南，通过项目的方式支持新文科研究爱好者加强研究，推进有组织的新文科研究；在办好目前两本新文科领域专业期刊的同时，继续创办高水平专业期刊，组织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高校新文科建设学术会议，促进新文科同行之间深层次实质性交流。

                                                                   本文发表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4年第5期